高考有必要搞这么累吗
来源公众号：南方老鄢
导读：精英教育是符合人才分布规律也是符合人性的，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人接受精英教育，大多数人只须接受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必要学得那么深、考得那么累。
自从40年前由“推荐选拔”上大学，改为恢复“考试择优录取”上大学以来，没有人会否认高考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它就是对隋唐以降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度的部分肯定与借鉴。我们现在实行的升学考试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度，共同点是“认分（试卷优劣）不认人（的身份）”，突破了实行“察举（推荐）”制度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阶层固化，为社会的纵向流动开辟了通道。
一、科举与高考都是精英筛选制度。
所不同的是，科举只是选择政治（及司法）精英的制度，而我们的“高考”所筛选的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工程等领域的精英。二者最大的不同是，科举中式的人更“少而精”，一旦中举就有资格进入国家掌握公权力的管理层，比如由吏部（中组部）分配到全国某县做个县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官员。
其实， 中国古代一直有“官二代”，高级官员名正言顺有资格享受“封妻荫子”的待遇；也一直有买官卖官，这就是朝廷明码实价的“捐纳”。但是，只有科举出身的官员，才是“正途”，才能在官场扬眉吐气。明代中后期甚至有非翰林不能入内阁的不成文惯例。正是这样的精英筛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昏君的专制独裁，保证了社稷较长时期的安定，也保证了官僚阶层总有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公忠体国。
本文不打算讲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意在说明一个社会重视精英教育与选拔的重要性。当然，本人不是刻舟求剑之辈，并不主张全盘复古。
言归正传，来讨论我们的高考吧。
二、恢复高考到大学扩招时为止，我们的高考都是精英选拔赛。
那时候，一般来说，因为经济不发达，能够上初中的人就算知识分子了。所以，1968年进过初中与高中校门的学生，通称为“知识青年”，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对小学毕业生就开始分流了。
在我们农村，小学毕业能够升初中念书的很少。我是1964年夏天小学毕业，读的是公社中心小学，招收有周围五个生产大队（村）的学生。我们班只有四个人考上了初中：两个是所谓“农业（初级）中学”，毕业生是没有资格参加升高中考试的；两个是“普通中学”，又叫“重点中学”，是为参加高中生选拔考试而学习的。
我们“普通中学”的学生比“农业中学”学生的待遇好：最重要的是享受城镇居民学生的口粮待遇，除了生产队发的人头基本粮（相当于每月15.5斤粮票的指标），不足的部分由国家比照城镇户口学生的指标补齐。重点初中的师资配备就不用说了，我读的初中比现在的县城高中师资标准要高。我的初一语文老师胡常德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数学老师匡升桃是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
作者考上北师大之后的留念照
初中生要考上高中又很难，因为高中学校比初中少得多。但是，只要读到初中毕业，不上为考大学而读的高中，还有许多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可读。一般地说，一个管几个县的“地区”，都会有师范学校、卫生（护士）学校、农业（林业）学校、财经学校；而省市区范围，当然还有警察学校、工业交通类的“中专”。而考上“中专”，有点像科举时代的“中举”，就是“国家干部”了，而且是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通用的干部，吃“商品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
那时的高级中等教育，就是精英教育，是精英筛选机制了。这自然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就那么高；其办学思路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战争年代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培养国家管理的骨干和精英。这就像从前的战争年代，为什么要让指挥员骑马一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
这样的教育发展战略是符合国力而且有效的。
三、
后来，经济发展了，国家有能力投资办更多的学校，家庭和个人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愿望更强烈了；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城市与公职人员家庭只准生一孩，农业户籍人家一般也只准生两个，大家都盼着自己的孩子读好书“成龙成凤”呢。这，当然是好事。
问题来了：
第一个是，人的天赋分布是有规律的，虽然孔夫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绝对是错误的，而人的智力秉赋有高低之分则是确定无疑的。
不是你想成龙成凤就能“成龙成凤”的。“志大才疏”、“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就是命运决定的。
也不是人人都想“成龙成凤”的。所谓“人各有志”，兴趣与爱好不同，才使社会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彩。天行健，有志者固然应当自强不息；而地势坤，社会本应像大地母亲包容各式各样的人。
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龙凤般的“精英”。从政治与管理的角度说，当领导的总是极少数。从科研与开发的角度说，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人员在全社会也总是少数。
大多数人“胸无大志”，只希望平安快乐地度过一生，其实非常正常，也是好事。从前批判人家农民“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现在批评年轻人“有房有车”的追求，不仅不人性，而且很愚蠢。
上世纪有部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讲的是中国人在外国要混出个人样来。而有人嘲笑美国妞没有志向，甘于在超市当收银员。她们傻傻的，不会心算口算更不会中国特色的珠算，只会用计算器，输入数字做四则运算。只要敬业做好该做的事，只要有社会保障兜底，活得这样简单而愉快，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做大官发号施令，或者当老板发大财？
第二个问题是，骤然普及高等教育，师资从哪里来？搞高等教育“大跃进”，而不是步步为营地推进，师资和教学力不从心，导致大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这样对学生对国家都是不负责的。
综上所述，精英教育是符合人才分布规律也是符合人性的，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人接受精英教育，大多数人只须接受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和具有现代道德与法律观念的国民，这一点适用于所有受教育者。而所谓职业教育，是培养具有专业性、技能性能够自立于世的本领。
如果目标是接受应用性、技能性的职业教育，而不是从事高深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不必学多么深的数理化课程。考虑到现代社会技术进步快，行业更新频率高，进行通识与通才教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也是应用性操作型而不是研究性的，用不着费那么多脑力。
据有关媒体报道，瑞士超过70%的中学生都不进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大学，而是接受职业教育，学习一技之长。
如果说我们的中学教育也是这样分流的，从初中毕业开始就根据各人的志趣与才力作出选择——考试当然是选拔赛的一种方式，那么，高中升大学的考试（高考）有必要搞得那么累人吗？
这不是经济是否发达，是否有钱办学或读书的问题，而是顺应自然与人性规律的抉择。所以，在发达国家，幼儿园负责玩，长身体，养成好习惯；小学生也很轻松，哪有那么多家庭作业！
从幼儿园到初中，其实是每个学生自我发现、自我选择的阶段。因为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外活动，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发现自己的天赋在哪一个领域，由学生与家长共同初步确定今后朝哪个方向发展，包括有无进行高精研究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放弃了成龙成凤的幻想，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和家长搞得那么累。而对于那些天资优异的学生，他们有自信有志向有才力，学习艰深的课程并不觉得有多么累。
现在是把大学本科教育当作自我选择的阶段：你觉得自己是精英，就读到博士吧.大学毕业文凭成了大路货，博士也太多了,要么学的是屠龙之术，要么自命不凡，因为有了大学文凭宁可跳楼也不当快递小哥。
这样的教育模式设计，窃以为大可商榷。一个“高考”，搞得从学生到家长，人人都很累，何必呢？
四、为什么不从初中毕业就开始分流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呢？
发达国家的大学是宽进严出，大学生活很辛苦。理工科不要说了，玩不了虚活；文科生的阅读量要求就很大，哪有那么多时间玩电子游戏还照样文凭到手？
本来还想写自己的读书与应考经历，来说明“高考”不必搞得那么累：只要自信是读书的“料子”，平时自然而然地用功把有关知识点搞懂搞通，何必搞题海战术，何必不眠不休地死读书？不说了，一来是有自吹自擂之嫌，二来时移势易说太具体反而难以服人。
我问过杂文家、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的中学特级教师吴非（王栋生），上海市中学特级教师余党绪老师，他们都认为真正的好学生，其实不必死读书，参加高考也不累。OK！
——鄢烈山 2017 年06 月01日 （本文首发UC专栏）
延伸阅读：
2017年高考最悲催的一条新闻
作者：和菜头
题图里可能是我在今年高考期间看到的最悲催的一条新闻了。
在新闻的标题里写着：《18岁学霸双胞胎兄弟备战高考断网3年》，下面的小字说：这是和妈妈的一张合影，平时他们很少照相。家里为了孩子的学习，也没有装无线网，用的手机也没有内存卡，更没有流量。
这条新闻讲的是安徽的一堆双胞胎兄弟徐文、徐武，今年双双参加高考。他们平常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为了高考，他们断网三年，专心投入学习，是班上的学霸。来自视觉中国的摄影师李斌，为他们拍摄了一组照片，讲述参加2017年高考的普通人的故事。根据他们的老师说，两兄弟是班上前三名，考上211大学没有多大问题。
然而，今年的安徽高考作文试题是这样的：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邮寄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这样看起来的话，断网三年的徐文、徐武两兄弟和其他能上网的同学相比，在作文题上能选择的余地要小得多。共享单车、移动支付这样的概念，他们大概根本没有接触过。广场舞、空气污染、食品安全这样网上热议的项目，他们大概也没法参考网上大讨论的观点和论据。他们只能够在一带一路、大熊猫、中华美食、长城、京剧、美丽乡村、高铁里做出组合了。算了一下，基本去掉了一半。
两兄弟作为学霸，在有限的选择里做出最优组合，而且拿到高分，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为了高考断网三年，真到了高考的时候，高考却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的问题，这一幕想起来还是够悲情的。就像是戒油戒盐戒烟戒酒，三年练出了六块腹肌一身腱子肉，想要追求一个姑娘。结果姑娘说：我喜欢胖子。
这两个小朋友连带他们的家长，在做出断网三年全力高考的决定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们的选择让自己主动自觉地站在了数字鸿沟的另外一头。
昨天，我在《2017高考作文大全》一文的留言里，看到有读者Shwill提问：“菜头叔你怎么看大小城市考生对于考题一的了解程度？” 这里说到的考题一，就是上面的作文题目。Shwill的意思很明显，认为这样的考题对于小城市、偏远农村地区的考生而言，并不公平。因为其中许多概念他们未曾接触过，甚至未曾听闻，那么，他们又如何去完成考试呢？
数字鸿沟造成不平等。鸿沟一边的人知道共享单车，知道移动支付，另外一边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同样要求作答；地域差异同样造成不平等。某些地区的人乘坐高铁、目睹广场舞、骑共享单车、掏出手机支付，而另外一些地区的人没有高铁，没有小区广场，没有共享单车，甚至没有智能手机，但同样要求他们对这些不了解的事物作答。
嘲笑徐文、徐武兄弟以及他们的父母是容易的，要改变类似的不利局面也是容易的，无非是一部智能手机和足够流量的问题。他们有这个能力，只是选择了放弃而已。但是，对于地域差异造成的不平等，解决起来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作为互联网人，也许会说解决之道在于信息流动，要加大移动互联网的覆盖，用信息化拉平地域差异。这样的话，即便身在山村，也可以通过刷微博刷微信刷短视频，填平信息鸿沟。简单说，就是去买台智能手机，然后连上网。
但疑问会依旧无穷无尽：刷手机肯定占用学习时间，谁来把握这种平衡？谁能确保这不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谁能对小孩子的未来负责？如何确认接入移动互联网之后，小朋友是上网获取新知有利于高考，还是彻底沉溺于游戏和直播而无法自拔？
......
以上就是网络一般性辩论的普遍路数。人们会很快陷于细节和可操作性的纠结，彼此争辩不已。但是，对于问题的大前提却能够不加思索地接受，而且争论的双方都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真的是这样的吗？
所有这些讨论，都隐藏了一个大前提：高考应该是公平的。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就知道，高考追求的并不是公平。高考是典型的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平为导向。它要的就是鉴定学生的十二年学习水平，并且用分数为大学筛选出不同层级的学生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高考需要顾及到公平，但高考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只能做到相对公平---例如不允许一个海南的学生在湖南上六年学，然后临时回到海南参加高考；不允许复读一年的学生，按照等同分数线和当届毕业生竞争。
再比如说，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有加分。但是，在云南这种有多个少数民族的省份，人口占优的几个少数民族“大族”学生不得加分---我是白族，在1993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白族人口相对较多属于五大族，因此高考没有任何加分，和汉族同学同样竞争。那么，白族作为大族究竟有多大呢？当年我们的人口在100万左右。
如果在1993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云南人，面对的作文题目是：以《我参加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写一篇800字记叙文，或者以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为题，写一篇抨击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议论文，估计我在考场里也会翻白眼，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这种不公平有限，因为我周围的人大概都写不出来。大家依然可以靠前面的题目比拼成绩，在作文题上比拼想象力，反正阅卷的老师也不懂什么叫摇滚演唱会，大概也没有可能参加过1992年崔健在昆明举办的那一场。
在这种不公平下的胜出者，依然是胜出者。在这种不公平下形成的分数分层，依然是有效的分数分层。对于高校招收学生而言，这里的考分依然可以帮助他们完成任务，他们按照考分招收的学生也是他们期待的学生。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观点：高考以结果为导向，那么，这种不公平之下的结果，依然是有效的。所以，与其争论公平与否，不如争论公正与否，有效与否。
在“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里选择两到三个概念写一篇作文，当然不算公平。因为有的人可以在所有概念里做选择，有的人只能在部分概念里做选择。幸运的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无论你身在哪里，无论你能做什么选择，你只需要和你身边的人做竞争，而他们的选择和你差不了多少。击溃一村人，有小学上；击溃一镇人，有初中上；击溃一市人，有高中上；击溃一省人，有大学上。
回到最早的那个话题上来，手机是拉平数字鸿沟、实现公平的有效方法，高考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有效方法。现在的问题在于，从长远看，影响一个人未来命运的，可能不是高考，而恰恰是数字鸿沟。未来的社会，就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社会，那时候考核的可能不是知识，而是熟练使用工具和网络的能力。
这样想起来，那条新闻还真的是挺悲催的。
延伸阅读：
科举的遗响
作者：杨念群
提要：科举被妖魔化，其实它的考试内容布局相当合理，不仅如此它还合理配置了全社会的人才分布，其对社会的发展作用，甚至优于目前的高考
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举制向来就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名词，一谈到科举，人们脑子里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滑稽故事。范进这个人穷年累月地应试，人到中年突然中举，听到消息后一激动晕厥过去，还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从此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这就是一名典型科举考生的猥琐形象，也喻示着广大科举士子的共同命运。在我们的头脑里，科举只能造就一帮死背经书教条，毫无实践能力的读书人。我记得《范进中举》一度收入了中学课本，作为必读范文。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中，范进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个科举制戕害人性的缩影。大家对科举制的印象，基本上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里面获得的。
那么，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场，把后面两场都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科举，只不过是其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举的考试结构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
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合理配置人才
在具体论述科举制的试题结构之前，我想先谈谈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科举制仅仅看成是一个狭隘的考试系统，而应该把它看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科举制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知识群体身份的合理分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科举考试是一次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你要想当官就必须通过考试，考试过关之后就可以当官，但这个官不是随便当的，必须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再分别安排在适宜的位置。例如，考中进士的可以进翰林院，有机会当上宫廷里面的大臣;考中举人，虽然进不了中央一级的机构，但可以当县官，也就是现在所谓中层干部;只考中秀才，县官当不上，那就在乡村里面当教书先生，当一名乡绅。这个选拔和安排人才的机制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会严格按照你考试时显露出的才能，分别配置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种虽不是绝对均匀，却相对合理的分布状况。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中西古今，从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所以才有人说，民主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里面相对不坏的制度，科举制度也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
第二个特点是，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始终不变，这是它跟贵族等级制度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试，就有可能进入官僚行列。相对应的是，中了举当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还得返乡服务。为什么太平天国鼎盛一时，却最后败在曾国藩的手里?就因为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内阁学士这样的中央高官之后，还是要守母丧返乡，太平天国之乱时他正好在老家当乡绅，要不是靠曾国藩这个京城回来的乡绅组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大清那时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统三年。所以，科举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当初你只是个秀才也没关系，就看你的真本事，哪怕考三十年你也可能最后当上一个大官，当然一辈子考不上的事同样经常发生。
既然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尽量均匀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上下循环更替流动，它就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不管你当过多大的官，都有回归祖宗故里的情结，退休后大多选择返老还乡，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贡献。当代官员肯定做不到这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层。
现在乡下年轻人一旦考上大学，全打算留在城里，有几个肯回乡服务的?即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愿意下乡，那都是去当村官干个一年半载，给自己的公务员履历镀上点儿金，终极目标还是回城里谋职。但科举制度之下，秀才就能终生扎根乡下，今天的中国还有这样的“秀才”吗? 肯定少之又少! 他们不是靠道德感召，不是靠纪委监察，而是靠制度运行的保证，秀才升不上去，他只能待在乡下，却因有文化修养，能够在基层获得较高的地位，可以安心服务乡里。
科举制与高考的比较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就是把它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确实可以看作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你必须把经书内容背得很熟，还要作试帖诗，诗也定好了韵律和主题，非常刻板。但是有一点，八股文训练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经典修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学知识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诵的程度不够。
与此相关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科举考试另外几场的重要性，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这个诰非常难写，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场看整个政治的变化？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一份报告，要写得好确实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要写得透彻得体，有相当的难度。判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现在高考有这种卷子吗?即使有你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问，什么是策问?那是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官会假设，如果你当一个县官，或者当一个基层地区的领导，你必须根据整个地区的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当于如今的中层干部提交一份施政报告，我想，按现在一般高中学生的训练，绝对答不出来。
这里可再举一个例子，有一道策问题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考官声明说，你们这些考生都是从乡下来的，应该对地方状况很熟悉，那么，你们可知中国的保甲制度严格来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为止实施的情况又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与保甲实行的具体状态相关，那就是让你做一个保甲推行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按村和户的规模进行设计，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有的渔民则长年住在船上，四处流动，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怎么实行保甲?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基层地方治理?
你看，这是多么精彩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学生能答得出来?弄不好拿到卷子都傻了，反正我当时答不出来，至少我得琢磨一阵，也不见得就一定答得好。这就是除八股文之外，科举考试的另一部分真实内容。
到了近代，科举制实行改革，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皇帝递上了《江楚会奏三疏》，主张更多地在科举考试中引进西方科学的内容。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中，更是主张干脆把策论拿到第一场，《四书》《五经》挪到最后去。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书是给考生准备的基本阅读书目，里面列了两千多种书，甚至包括算学、地理学等与近现代科技相关的著作。这书目是作为国学基本常识编纂的，也可当作科举考试的基本辅助教材。我一翻就惊着了，自己一辈子哪里看得过来这么多书?能够金榜题名真是太不容易了!关键在于，它不光考你能背多少前人的语录，更迫使你自己独立思考许多实际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从科举制到代议制：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目前，许多学者特别喜欢把科举跟民主、宪政等西方制度勾连起来加以思考。当然，作为一种思辨尝试未尝不可。但我个人不同意将两者生拉硬拽地捆绑在一起。有人觉得西方的选举制不好，其实好还是不好，要看其运作的具体条件如何。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观察科举到底产生了怎样类似现代选举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有限而审慎的探讨。
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老百姓有什么话可以通过士绅向官方反映，士绅是老百姓与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的中介，我认为这就是代议制，也就是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中国化反映。
所有的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行，都必须采取一种符合民情的特定方式，士绅作为代表地方利益的阶层，或者部分作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掠夺百姓利益的劣绅存在，我只是从制度设计的内涵上加以分析。民国以来，士绅阶层逐步被消灭，乡村基层彻底空心化了，老百姓也缺少了向上表达意见的合适渠道。
再进一步说，我觉得不要把科举制看作是单一的制度，它的设计和运行，与皇权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跟基层地方宗族的产生和培养也是一体共存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通过上下不断循环、不断演变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重建科举”的主张，是一种声音，但目前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
首先，皇权体系早已不存在了。其次，传统官僚体制也随着皇帝的消失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科举制形成的上下循环与筛选机制，是与传统官僚体制的存在互为表里，才得以正常运行的。还有一点，宗族制度也被废除了，没有宗族制度在基层做人材储备的依托，退休官员丧失了返归家乡服务的愿望，士绅阶层随之消失，没有绅士的支持，科举制在地方社会是很难推行的。所以，科举制度与皇权官僚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兴亡唇齿相依，很难单独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或者以之为依据，直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尽管如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科举制度本身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忘记的历史事实。
（本文为杨念群先生原文删节版）